“诗歌，是换一种说法（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翻译）就丢失的东西。”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这句名言在翻译圈子内几乎尽人皆知，它用极端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诗歌翻译在准确和艺术上的两难。
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诗歌翻译实践基本都秉承个人作业的模式，单一译者不仅决定翻译质量，更决定翻译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作的风貌。单纯语言专业出身的译者或许在准确理解语词、语法和修辞方面占有优势，但对诗歌整体意境的领悟和营造上可能暴露不足；而拥有创作和翻译经验的诗人——译者，很容易把强烈的个人风格带入到翻译过程，使得“创作”的痕迹超过“译作”。
近来，由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和美国艾米莉·狄金森国际学会（EDIS）联合发起和组织的“艾米丽·狄金森国际合作翻译项目”意在探索出一种国际合作新模式，它汇集了一批中外狄金森学者专家和热爱狄金森的诗人，分工合作，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一种可能和范例。
11月22日至11月24日，作为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合作双方联合发起的2014上海狄金森国际研讨会“艾米丽·狄金森在中国——翻译的可能性与跨文化视野”在复旦召开。活跃在美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近60位海内外学者、译者、诗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包括本次会议的两位美方组织者“美国狄金森国际学会”主席Martha Nell Smith和学会期刊的现任主编Cristanne Miller，第一部狄金森诗选的中译者终身翻译奖获奖者江枫，国际知名诗人和中英诗歌互译的实践者杨炼、台湾最重要的狄金森译者董恒秀等。
一边学术研讨，一边翻译诗歌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和惠特曼一道，被誉为美国最重要的两大诗人。她以惊人的创作力为世人留下近1800首诗作，且不断有新作被发现，诗歌主题涉及自然、不朽、友谊、爱情、艺术等各个方面；但因其诗歌的实验性和复杂性，没有受到同代人的特别关注，生前被印刷成铅字的诗作不超过10首。
艾米莉·狄金森画像
虽然狄金森在中国早已经成为公众熟知和深受喜爱的诗人，然而因为其对诗歌写作“难度”的追求，导致中译本出现了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这成为复旦大学文学翻译中心执行主任王柏华推动“艾米丽·狄金森国际合作翻译项目”和召开研讨会的初衷。
这是首次在中国举行的狄金森专题研讨会，希望引发更多的跨文化视角，同时把美国学界的最新进展引入中国，让中国的狄金森学者和译者与学术前沿保持同步。在研讨会上，Eliza Richards和Stephanie Farrar两位美国学者对狄金森的“内战诗”的研究（注：美国内战时期刚好是狄金森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帮助我们认识到狄金森虽然隐居但并非远离现实，过往的论断有修正的必要。
近年来，有中国学者在狄金森学刊发表论文，从中国道家和禅宗美学解读狄金森诗作，引起了部分美国学者的兴趣，在这次会议上又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狄金森直接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通过引入“无为”等道教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她的思想和创作。
研讨会的另一个部分是在具体的狄金森诗歌翻译上的对话。本次研讨会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艾米莉·狄金森国际翻译合作项目的参与者，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弥补了之前通过邮件往来造成的对话不充分。在分组讨论上，中译者和他们的研究者搭档针对各组的翻译作品，就宏观风格的把握、具体语词的选择，甚至标点符号的处理进行了直接沟通。其结果就是，很多译者在会后重新对已经多次修改、几乎定稿的译本又进行了加工、修改。
让研究者成为译者的“导航仪”
狄金森国际翻译合作项目于2014年7月启动，目前已历时四个月多月，本次研讨会既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阶段性成果的展示。这个合作项目的最大特色是中文译者和诗人与北美狄金森研究者和诗人组建多个小组，经过长时段充分交流，将译作提交给项目的组织者。
目前项目共吸引到49位成员，分22个小组，每个小组由2-3位成员组成，每组翻译大约6首诗作。译者的成分既有如江枫、刘守兰、王晋华、董恒秀这样的资深狄金森译者和研究者，也包括杨炼、王家新、冷霜、周瓒、陈汐这样有创作经验的诗人译者。而他们的北美搭档也是阵容强大，除前面提及的Martha Nell Smith和Cristanne Miller外，还有学会期刊前任主编Jed Deppman、《狄金森百科全书》主编Jane Eberwein等，也包括熟悉狄金森的美国诗人，如古根海姆奖得主Brenda Hillman。
今年在沪参加此次研讨会的狄金森研究者们
这些狄金森母语世界的研究者，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为中文译者提供文本的写作背景、其中的用典，以及通过他们的研究为译者提供整体上或细节上的解读和分析。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者成为了中文译者的“导航仪”，他们的解读为狄金森复杂的诗歌迷宫插上了路标。
王柏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尽管大部分合作者不懂中文，但是他们除了在提供背景资料外，还可以为中文译者在底本选择、各种手稿的异文梳理上提供帮助。”这种操作方式，除了试图“打破传统个人作业翻译方式”外，还在于狄金森诗歌的特殊性，用狄金森学会主席Martha Nell Smith的话来说就是“狄金森的创作具有超越同代写作的超前性。”王柏华也解释说，“狄金森的诗歌有很多非常怪异的语言点，完全悖离常规，无论是词语的顺序还是一词多义的含混性。而且她不求发表，或者曾经想过发表，但后来发现按照她这种写法不太可能发表，所以就更加我行我素。所以给翻译和解读带来了很大挑战。”
本次研讨会和合作翻译项目的组织者、复旦大学文学翻译中心执行主任王柏华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狄金森的相当一部分诗作风格凝缩险怪，晦涩难懂，怪异的语言点处处可见，有些完全悖离常规，甚至不合语法，这给读者带来很大挑战，对于一首诗作的理解，甚至美国学者也是五花八门，这样的诗由单一译者来翻译很容易出现偏差，或抹去原诗的个性风格，若无专家提供必要的注释和解说，仅靠孤立的中译文根本无法真正进入狄金森的诗歌殿堂。”
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诗歌翻译能够带来多大裨益？王柏华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了一个例证。狄金森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手稿，有些是零散的未定稿之作，诗人去世后，其亲属和受雇的抄写员在整理和抄写其手稿的过程中，《F522/J443（I tie my hat-I crease my shawl）》这首诗就出现了错误，中间的一节是从其他诗歌中误植过来的，类似于简牍中的“错简”。
由于底本遗失，这个错误一直没有被发现。之前的中文译者蒲隆主要依据Johnson1955年整理的版本，而这个版本也沿袭了这种错误，使得中译本上下文明显断裂，衔接不畅。其实，早在1980年时，“已经有美国学者Franklin（注：其编定的狄金森诗集是目前最权威的版本）写专文考证过这首诗的错误是如何发生的，原貌应该如何，解释得十分详细，得出的结论合情合理。所以，之后所有再出版的版本都采用了这个复原本，已经毫无争议。但我们的中文译者对于学界的研究不够关注，没能及时更新。”王柏华的搭档为她找到了相关文献，经详细阅读和讨论，她所在的这个小组（第12组）重新翻译了这首诗，并修改了中译本的其他错误。
对于这种翻译作业方式的效果，中文译者提供了最为直观和切身的感受。华中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罗良功所翻译的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大写字母开头的词汇，对于这些大写字母的理解，很多都是以他的合作者提供解读的基础上。“几乎每个中译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他的合作者，越是深入翻译越是感觉到无法绕开狄金森母语世界对她的研究成果。比如我们组有一首关于蜘蛛的诗，如果没有合作者的提示，我们就不会知道狄金森用了希腊神话中的典故，继而也就无从理解她的情绪和态度。”杨炼小组的另一位中文译者陈汐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了他的感受。他们的翻译经过诗人杨炼的打造，在视觉、音乐、时间和空间四个方面重建了诗人的艺术。
给现代诗加注释
自1984年江枫翻译的《狄金森诗选》出版以来，狄金森在中国已然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诗人之一。目前，狄金森诗歌的中译本已达20余种，最新的译本是于今年出版的蒲隆翻译的《狄金森全集》（实际上书信部分并非“全集”），而狄金森国际翻译合作项目的翻译成果预计于2015年底结集出版。除了通过合作方式力求在准确上和艺术上保证质量外，王柏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个正在进行中的译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给诗作中的难点加上注释，并且每首诗都会有一段整体的解说，由各个小组的成员交流协作共同完成。
这种方式既满足了学术型翻译的要求，也充分考虑了读者的诉求。“因为狄金森的诗歌中充满了多义性和歧义性，加上她语词、语法、符号上的非常规性，在保持原貌、忠实文本基础上呈现出来的翻译，必然也充满了这种多义性和非常规性，有一部分注释正是为了向读者说明，为什么这样翻译而不是那样翻译，为什么有一个更优美更通顺的词，译者反而弃而不用。”而对于加上译者的注释和解说是否会“剥夺”读者的释读空间，王柏华解释道，“解说文字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点必要的时代背景和写作语境，比如这首诗写的时候是赠给谁的，是出自哪封信件上，收信人与狄金森的关系等；至于诗歌的多重意蕴空间，译者所提供的释读，仅供参考而已，而且我们鼓励译者提供多种可能的释读。”
尽管同样面临风险，但毫无疑问，艾米莉·狄金森国际翻译合作项目在方法论和实践层面为诗歌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实践也可以用之于其他诗人或文学作品。此外，王柏华也在考虑将这种模式移植到她的教学中来，比如她的诗歌翻译课程和诗歌翻译工作坊，她打算让条件合适的学生与当代欧美诗人和学者建立联络，保持互动，争取合作翻译一批新的诗歌作品，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成长，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完善、拓宽这种可能性。
（原文出处：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