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文學系

复旦教授陈思和:当代文学正遭遇“中年危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


羊城晚报:您曾经在香港岭南大学做过一场讲座,主题是中国的新世纪文学已经进入“中年危机”,但是最近我看到您谈论贾平凹新作《老生》的一篇文章,您又提到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了壮年,能否详细谈谈您的这两个判断?


陈思和:当年我提到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是基于我偏重当今文坛所存在的问题。今天的文学创作现状其实处在两头大的状况,一头是我们的老作家有非常丰硕的成果,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成熟优秀的水平;另一头则是年轻作家,包括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等,也非常活跃,他们更倚重文化市场,赢得了大批青年读者。问题是,现在这两头是断裂的,两者之间如何衔接,老一代的良好文学传统如何能让年轻一代传承下去。当然这个传承不是照搬原样,而是根据当下高科技时代的条件,用今天的审美方式,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最核心、最有价值意义的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这个工作不应该光由老一代作家来做,也不是推给年轻作家来做,而是我们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者,尤其是媒体工作者与作家一起来做,努力将因社会转型而分开的两大文学力量,高度有机地整合起来,使得我们文学传统的审美风貌能够结合今天的时代背景往后发展,这样才能平安度过危机。


羊城晚报:这其实也是文学研究者的某种责任吧?


陈思和:现在研究老一代作家的评论者,多半是学院派,他们不一定会关心年轻作家,甚至有点排斥,认为网络文学就等于通俗文学;而为年轻作者叫好的多半是粉丝心态,也会排斥老一代作家创作。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所说的“中年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至于我谈到《老生》时说“壮年时期”,那是在另一个语境下说的。以贾平凹为代表的这一批老作家,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进入了“壮年”,也就是辉煌的时期。其实这两个层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心甘情愿做一代人的批评家


羊城晚报:今天的文学批评似乎更多是在学院内发言,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陈思和:那个时候也是在学院内发言的,比如上海的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等,都有文学评论的群体。今天主要是媒体的力量大了,在多媒体、新媒体时代,媒体成为社会舆论中最主导的力量,相形之下学院的声音就小了。当然,今天学院也仍然有自己发声的领域,比如学术研讨会,导师和学生的课堂讨论,等等,但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对薄弱。因此,这也需要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紧密结合,要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这也是我认为这个时代需要迫切解决的。单单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但如果我们每位学者都能关注到这一点,将这种想法变成批评界主要的声音,文学状态会往更好的方向走。


现在的状态很分裂,每个领域都只讲自己的问题,都排斥别人,批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老一代作家和学者会说我从来不看流行读物,年轻人可能会说我从来不看老一代的作品。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氛围就会产生危机,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太悲观,但如果这个危机大家没有意识到,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断裂,这个速度可以很快的。假如说,哪一天忽然这批老作家都不写作了,而年青一代又没能很好地衔接他们的传统,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羊城晚报:我记得黄子平老师说,有年轻作者问他,您现在怎么不为年轻作者写评论,他后来思考了很久,认为文学批评是要为“同时代人”发声。


陈思和:这也是我对批评界一个强烈的要求,我跟我的学生,也是青年评论家金理有过一个很长的对话,主题就是要做同时代的批评。我自己的文学研究也是,比我高一辈的作家,我只写过王蒙和其他很少几位,这不是我的强项,因为他们的生活我走不进去,不太能理解。同样,我对现在的年轻作家也不了解,也没法研究评论八零后作家。从1985年开始,我比较多关注莫言、王安忆、余华、张炜、贾平凹、阎连科,等等,我始终认为一个批评家最好还是选自己同时代的作家来关注。因为是同一代人,他的感情和我差不多,他们想要讲的东西我可以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读他们的作品有话好说。我心甘情愿做一代人的批评家,而不是什么都去批评的人。


“酷评”不但错误而且可笑


羊城晚报:有一种声音认为,今天的批评家都变成了为作品说好话的批评家,您认同吗?


陈思和:对批评的要求,不在于说好话还是说坏话,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批评家有责任和义务和作家一起,共同建构属于他们这个世界的话语,批评或者表扬,都应该站在这个立场上。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不太爱看我的前一辈作家的小说,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写得不好,而是他们的话语和我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有距离,我不能解读他们,但不会因此去批评老一代作家。可如果是我同时代的作家,还是按照老一辈那套去写,写上个年代的老话,那我肯定会批评他们。所以批评是从特定立场出发的。批评和作品的关系其实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应该进行平等的对话,勉励和交锋,批评目的不是说批评家站得比作家高,作家需要批评家去提升。长期以来,文坛对批评有种不正确的理解,认为“批评”就是要拿着刀笔去“骂人”,“酷评”,声色俱厉,把脏水泼向作家才算“批评”。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可笑。


对文艺批评的这种错误理解是有历史原因的,1950年代我们的文学批评家都是官员,从周扬开始一路下来,批评家都是权力者,他批评你,就是决定了你的命运。他说你是毒草,你的作品就被批判了,这就给文学作品造成了威慑力。但这并不是批评本身的威慑力,而是批评后面的权力造成的威慑力。今天的批评家主要是大学教师,教师除了指导学生,没什么别的权力。批评家应该和作家共同建构一个时代话语,而不是居高临下仗势欺人。批评家要和作家作品和这个世界形成同构的健康的关系,这样的批评家才是优秀的批评家。


羊城晚报:您在和青年人的接触中,会担心现在的年轻人渐渐丧失对文本的鉴赏力吗?有不少老师都表示出这样的担心,认为年轻人的阅读量不够,尤其不读经典了。


陈思和:我觉得首先要肯定阅读是不会消亡的。任何一个时代,人类都有阅读的习惯。不是现代人不读书,而是看阅读什么。读的是不是经典,是读文学还是读科学,是读经济还是读八卦,都是阅读。为什么觉得读经典的人少,我认为这个话题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为了鼓励大家读好书,当然是好事。但我并不认同这个结论。我们不能要求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或者是所谓大众,都去欣赏莎士比亚,都去欣赏经典,这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


“八十年代”是一种事后美化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影像时代来临对文学的冲击?


陈思和:这是个载体问题,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这么细,造成了门类之间的隔阂,并不说明文化演变的本体发生变化。比如古代人写史诗,靠瞎子朗读这样的口口相传形式,现在早没了,但我们可以通过书本阅读。只不过今天的文学用影像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影像也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任何文化的载体都会在变动中发展,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发展,而对文学的爱还是一样的。读小说会感动,看电影也会感动,这是艺术形式问题,文学表达人类的感情世界,至于用什么载体表达,这是可以转变的。


羊城晚报:所谓八十年代是文学最好的年代,其实也是人们后来的追忆和美化,当时的文学也承载了很多附加功能。


陈思和:对,这也是现在的人制造出来的话题。相比八十年代,在今天的文学表达上,不能说完全没限制,但至少尺度宽了很多。八十年代的文学是承载政治功能的,今天回想过去,一篇小说就可以扬名天下,但你忘记了当时的担惊受怕,很多人因为外部原因不得不中断文学生命,这也是不该忽视的。


我始终认为时代在发展,今天出现了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这批优秀作家,他们这三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文学岗位,一直在写作。从鲁迅开始到今天,哪有连续三十年给你良好写作环境的年代?不是战争就是动乱,不是动乱就是搞运动,哪有现在这么好的创作环境?至于不好的,那是整个社会在民主过程中所带来的。现在是众生喧哗,老百姓都能发声,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诗人,微信上人人都可以是作家,这时作家就失落了,觉得没那么多人看他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是好事,从侧面说明国民文化正在提高。理想地看,我们当然有可能迎来更好的文学时代,但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都是后人评判的,自己没法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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