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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 一堂课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发布者:中国语言文学系发布时间:2019-01-15浏览次数:1165

谈清宫戏很亲切,谈鲁迅反而很遥远?
—— 一堂课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陈思和(右)、李辉与巴金在一起。陈思和与李辉是复旦中文系77级同班同学,两人共同完成了《巴金论稿》。(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110日《南方周末》,记者刘悠翔,电子版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43718

 “我开这门课,原始的想法就是要把复旦大学的围墙‘拆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

201812月,陈思和策划的音频节目《中国文学大师课》上线,主讲团队以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为主,同时请到王蒙、莫言、王安忆、严歌苓、余华和苏童等著名作家参与录制。如此阵容的文学课,在高校内外都是首次出现。

陈思和与这些作家相识几十年,自1980年代开始“长期跟踪”他们的创作。2012年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陈思和是除莫言家属、翻译和工作人员之外,唯一受莫言邀请参加全部活动的评论家。

请作家上课始于1986年。当时陈思和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他给1986届本科生开了一门“新时期文学专题研究”。课程分为三单元,作家座谈、学生讨论和他授课各占三分之一。座谈作家包括王安忆、高晓声、吴亮等,边聊边录音。“大多是青年作家、评论家,我这一代人。”满头白发的陈思和笑着回忆,“但那时候录音功能不好,有的没录下来,或者录坏了。”

陈思和根据部分课堂录音,整理出版了小书《夏天的审美触角》,作为这届学生的毕业纪念。他在编后记写道:“中文系学生决非单纯的接受者,他们正是这个与他们同步成长,共同探索的新时期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创造者。”这些学生中,郜元宝、王宏图和严锋后来留校任教,如今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

1990年代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邀请陈思和编写教材,面向全国电大学生。教材是录像形式,常见做法是老师坐在摄影棚讲课。陈思和又提议让作家本人参与授课,比如讲陆文夫的小说《井》,陈思和自己讲解一段,再播放同名改编电影的片段,最后请作家亲自讲一段。

 “当时多媒体还不发达,边远地区学校的大量学生可能一辈子没机会听到作家的声音,看到作家的形象。”陈思和希望把这样的教材播放到边远地区,“课是活的、立体的,边远地区的老师就给学生看这个,看完以后他辅导就可以。”

当时的中央电大教材评委洪子诚、谢冕都支持陈思和的设想,但资金一直无法落实。预算一百多万,相当于现在的大约几千万,没有部门愿意出钱。陈思和启动好几次,有一次剧本都开始编写,也找到导演,最后不了了之,“看着那些作家一个一个的去世了”。

2018年底的新课程算是陈思和的多年夙愿。“我始终是这个脑子。”陈思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把复旦大学的学术声音放到社会上,让一些没有机会进复旦校园的听众来听。”

张爱玲手稿。(南瓜视业供图/图)

蓄意篡改”张爱玲

给大众讲文学课,复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最初是排斥的,“吃力不讨好”。但他最终还是加入,甚至承担了最多的课程。

郜元宝意识到,从2001年《百家讲坛》开播至今,从电视到网络,唱主角的是传统文化。“那是我们几千年的旧传统。但是‘五四’以来的新传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新平台上没有一席之地?”郜元宝向南方周末记者问道,“似乎我们一谈古诗、三国人物,甚至清宫戏,就很亲切;一谈到鲁迅,反而很遥远。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从1949年到1980年代的情况恰恰相反。当时,一些“五四”新文学运动亲历者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他们重视现当代文学的新传统甚过古典文学的旧传统。他们认为新传统浓缩着旧传统,中西古今问题在新传统中都活生生地呈现,而旧传统只是一门学问。

 “这一代人去世之后,这个意识就淡漠了。”郜元宝回忆,“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几千年的传统是更大的体量,小体量的现当代文学传统就应该靠边站。以直观的体量来评价,粗暴地无视了这两个传统的关系。”

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创作风气大变。“作家们避席不谈天下事,热衷的是男女事、床笫事,在身边琐事中表达内心的无聊与悲哀。”陈思和于2004年写道。相关文学研究随之收缩,与当下社会、精神、文化的变化缺少沟通和对话,愈发变成一门封闭的学问。

 “用学术语言,在学术场合讨论问题,我们是驾轻就熟的。”郜元宝发现,如果要向非专业人士讲解文学作品,和他们互动,对学者的挑战很大。

郜元宝第一期主讲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关注度和评论数是所有学者课程里最高的。2007年,这部小说被导演李安改编为同名电影,郜元宝当时写文章指出,李安没有真正读懂小说。

上海沦陷期间,张爱玲在上海多家日伪背景的期刊发表过文章,并与汪伪政府官员胡兰成结婚。1978年她发表《色,戒》,以男女主角,即易先生与王佳芝影射胡兰成和自己,一个重要目的是澄清自己当年并非“文化汉奸”,并表明对前夫的态度。

小说中,张爱玲写出了易先生的风流自赏、自以为是及卑鄙龌龊,也如实写出王佳芝一念之间的“爱”。郜元宝认为,张爱玲希望暗示“她对胡兰成早就洞悉肝肺,剩下的只有鄙视而已”。

李安增加的情节是,王佳芝被易先生出卖,遭到枪决,送命前仍然爱着对方;而易先生坐在王佳芝的床上,睹物思人,因为救之不能而伤心欲碎。郜元宝批评为“瞎扯”和“蓄意篡改”。“有些听众就有意见,说老师你懂小说,不懂电影,不要随便谈电影。”郜元宝笑道,“他们没骂我‘胡扯’,已经给我面子了。”

 “我只想释放一个信息:不能因为电影成功,就反过来对小说文本造成彻底的遮蔽。知道电影和原著小说之间的不一样,有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小说,这种差异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电影。”郜元宝说。

郜元宝主讲的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关注度和评论数是所有学者课程里最高的。(资料图/图)

李丹梦认为,对《生死场》“脏”的排斥,就来源于现代社会强烈的卫生观念,因此学生无法体会萧红笔下的野性、张力和悲悯。(资料图/图)

文学不负责给人生提供答案

这门面向大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以“人生”为线索,与传统教法很不一样。高校老师给中文系学生讲“现当代”,通常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各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作家社团,讲解相关的重要作品。

策划音频课时,陈思和先设定人生问题,包括关涉诞生、青春、成长、婚姻及生死等议题的十个单元,作品由十二位学者自行提名。于是,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挨着王朔的《动物凶猛》,鲁迅、沈从文与余华、莫言出现在同一个单元。

课程的宣传语是“人生答案,写在文学里”。“这句话是做宣传的人编的。”陈思和笑道,“他们编得很好。其实文学是不负责给人生提供答案的,很多著名作家都说过:‘我只证明他生了什么病,我不开药方。’那是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观点。”

但其他文学流派的作家都努力给出各自的人生答案,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描绘黑暗悲惨的社会,同时也写人性闪光,把真善美寄托在冉·阿让和卡西莫多等角色身上。另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则幻想逃离现代世界,到蛮荒之地和土人生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隐居文化也是如此。

 “这种用生命现象理解文学的模式,我一直是看重的。”陈思和说。在1992年出版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他即超越传统的编年体例,以作家巴金的人格发展史为线索,叙述了包括胚胎、形成、沉沦、复苏等环节的“人性大循环的历程”。

 “鲁迅讲,文学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郜元宝认为,人们不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人生答案,而是在人生经验中求证文学作品里的那些问题,“互相求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文学研究、文学阅读、文学创作全方位地和人生结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也是音频课主讲者,他工作的师范类院校会培养未来的中小学教师。他希望通过文学激发“师范生”的两种能力:“一个是能对作品进行相对个人化的解读,另一个是对人生有一种更为宽阔的理解。”

 “你将来面对的是中学生,他们的发展具有无限可能性。作为中学语文老师,你应该有一种更宽广的胸怀,来包容学生在个性形成中犯的错。”文贵良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讲沈从文的《边城》,文贵良让学生们思考,小说中人物都很善良,为什么却都落得悲剧收场。大家解读作品发现,老船夫、傩送和翠翠都不善于表达和沟通自己的想法。“人生当中适当合理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是错的,或者担心说出来会怎么样。”他认为,学生在具体的作品分析中,可能领悟到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

徐志摩不该是风花雪月的

学者们还选取了知名作家的“生僻”作品,譬如徐志摩的诗歌《婴儿》,它用近乎狰狞的语言描述一位母亲分娩的过程。一位听众感叹:“徐志摩不是一个只会谈情说爱的公子哥儿。”

1980年代《徐志摩全集》第一次出版时,陈思和就读到这首《婴儿》,印象很深刻。徐志摩的诗大多“滑滑的,很轻很漂亮,读一遍就能背出来”,《婴儿》是特例之一。“里面用很沉重很狂乱,甚至谩骂的手法来写作。”陈思和形容。其实,早在1930年代初,眼界极高的现代诗人朱湘就罕见地称赞《婴儿》,认为那是当年最好的散文诗。徐志摩也几次在大学演讲中引用自己这首诗。

几十年来,陈思和在大学讲到徐志摩总要介绍《婴儿》,如今终于有机会向大众推介。“徐志摩被塑造成一个风花雪月的形象,因为他的恋爱故事,因为他写过几首‘浓得化不开’的爱情诗,再加上我们过去一直把徐志摩当成资产阶级的诗人理解,似乎资产阶级就只能谈恋爱。”他觉得大众对徐志摩的整体理解存在偏颇,“我认为是不公正的”。

《婴儿》属于徐志摩组诗“生命三部曲”的第三部。陈思和将组诗与但丁的《神曲》比较,两者都具有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的结构,其中《婴儿》对应《天堂》,人从此进入新世界。“新世界也不是白白给你进去的,必须先有一个婴儿诞生。出生是欢愉的,但这个欢愉来自痛苦。”

1988年,陈思和与学者王晓明联手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质疑“过去把政治作为唯一标准研究文学史的结果”,以审美标准重新研究、评估中国的新文学。

陈思和的探索一直延续下来。2004年,他发表论文《<子夜>:浪漫·海派·左翼》。作家林白发现文章有小标题“浪漫和颓废”,顿时感到好奇,想看看左翼作家如何颓废。“茅盾艺术风格里的颓废这一块被挖了出来,马上就有了艺术的光彩。”她给陈思和写信感叹,“作品是需要阐释的,否则尘土遮盖,芸芸众生根本看不见,阅读升不到更高的层次。”

如今的音频课程,就如同为大众重读现当代文学。

学者们也选取许多大众熟知的经典作品,郜元宝讲解的鲁迅小说《社戏》《祝福》和《阿Q正传》,都是中学语文教材的常见篇目。“很多读者想当然地认为:‘我都了解了,这些作品不过如此。’”郜元宝希望“正面迎上去”,重新阐释这些经典作品。

在鲁迅的原著中,《社戏》开头是成年的“我”在北京看京剧的不愉快经历,入选中学教材时被删去。郜元宝认为这种删减值得商榷:“我们难道怕我们的孩子,说鲁迅攻击了中国传统戏剧吗?”

对这篇课文,传统解读是鲁迅对童年的怀念,郜元宝关注的细节则是文中的大人。“我”的母亲生活在娘家,在孩子们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她同意他们晚上走水路去看戏,不像一般的母亲。郜元宝联系鲁迅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讨论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位置。

 “现在喜欢讲亲子教育,父母要始终陪着孩子。但是,这样的陪伴使孩子不能独立地面对自然,”郜元宝说,“大自然的教育是不可替代的,12岁之后,一个人对自然的很多器官都关闭了,再让他欣赏自然,他欣赏不了了。”

你是“麦霸”没关系,90后有自己的场地

如今大学生已经是95后甚至00后,他们对文学经典的看法时常令教师意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丹梦是70后,她讲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时发现有些学生读不进去,原因居然是“写得太脏了”。

类似的问题不少。李丹梦认为,学生的文学理解力下降由多种原因造成,一般源自学生自我意识太强,缺少设身处地、多元同情的理解。他们的思维被各种现代观念占据,认为这是唯一正确、应该的生活方式,此外都是可鄙和讨厌的。对《生死场》“脏”的排斥,就来源于现代社会强烈的卫生观念,因此学生无法体会萧红笔下的野性、张力和悲悯。

复旦中文系的80后副教授金理是音频课主讲者中最年轻的,他认领了“青春”单元的大部分课程。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复旦讲“中国当代小说选读”。选修的都是20岁左右的本科生,99%来自非中文专业。他选择以青年人为主人公的作品,试图跟学生的就业、情感,踏入社会要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

在文学研究领域,80后和90后作家的作品至今没有受到足够的理解和关注。2014年左右,金理在上海参加一次文学对谈活动,一位著名50后作家谈到80后作家韩寒和郭敬明,就开始批判他们的读者,诧异“这么差的东西也能叫文学,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去追捧”。此时,金理听到身后有人嘟囔一句:“谁说的。”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旁听席的一位90后模样的女孩。

处在两种声音之间,金理感受很复杂:“我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其实很失职,既没有告诉我们的前辈,为什么他们眼中如此不入流的作品很可能恰恰拨动了当代青年人的心弦;同时我们也没有告诉比我们更加年轻的读者,其实哪怕是郭敬明、韩寒,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基于学术立场的解读,而不只是以很娱乐化的心态接近他们。”

在韩寒的小说和电影中,经常出现一群年轻人在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流浪。“他们为什么变得颓废?”金理解释,“其实韩寒的小说和电影当中,都有一个流浪发生的起点。”电影《后会无期》开头,冯绍峰饰演的年轻人回到东极岛,对周围环境感到不满,希望变革。

事实上,赵树理几十年前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也有类似情节,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不同的是,《小二黑结婚》最后环境得到净化,主角自己也获得了完善;在《后会无期》中,那个年轻人想当面向乡亲们宣布自己的计划,所有人都背过身去,不听他的话。他想再说几句,扩音器的插头却被人拔掉了。

 “这其实表达的是青年人的参与性危机。”金理认为,社会并未提供有效结合理想和现实的岗位,“不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却单方面指责现在的青年人很虚无,这是不负责任的”。

金理平时非常关注90后作家。“他们对光明的感受力强过我们这一代。”他想起一位评论家的观察,他说在1980年代,一个青年作家要出道,首先要跟老前辈“抢话筒”。“今天这些青年人会觉得,你是‘麦霸’,没关系的,我们有自己另外一片场地。”

1990年前后出生的作家,如班宇、郑执、大头马、陈志炜等人,作品往往率先在微信公众号、App、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或者参加网络平台的写作竞赛。虽然90后作家未被音频课涵括,但他们早已崭露头角,部分改变了延续已久的文学规则。

 “大众读者在今天其实是一个变动的概念,”金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在某一方面他也有可能变成大众读者。我们要有眼光,看到正在另外一方天地风生水起的那一拨青年人。”